实务观点

　　仅单位盖章，无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的证明材料，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最高法院有两种裁判案例：一是不予采信；二是经核实后可以采信。
　　关于当事人提供单位出具未签名的证明材料如何处理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这是解决该问题的法律依据。适用该规定，最高法院有两起相应裁判案例。

裁判案例一

　　案例一：（2020）最高法民申0138号
　　当事人提供的由单位出具的证明仅加盖了该单位印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未在证明上签名或者盖章，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人民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梁翰辉虽然提交叮咚公司的证明及叮咚公司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账户的交易明细，用以证明案涉人民705万元已回流至和正通公司，但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叮咚公司的证明仅加盖单位印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未在证明上签名或者盖章，叮咚公司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原判决未采信该证明并无不当。
　　叮咚公司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仅能证明转款时间及金额，不能证明所涉人民币705万元是用于支付利息。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再审审查期间，梁翰辉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人民币705万元是用于支付利息，梁翰辉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判决认定人民币705万元为借款本金并无不当。

裁判案例二

　　案例二：（2021）最高法民申5411号
　　单位出具未签名的证明材料可以请求法院进行核实。
　　关于《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第一款关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中，并无缺少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即无证明效力的明确表述。当事人对书证提出质疑的，亦可依据前款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对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或出庭作证。
　　农发行新疆支行营业部出具《情况说明》，系依照民事程序法律的规定参与本案诉讼，并非试图创设新的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责任，故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否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与其依法陈述所知晓案情并无关联。农发行新疆分行营业部及其工作人员欧某与本案所涉纠纷有事实上的关联，但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第五项“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所指有可能影响证人或提供证据的人公正客观参与诉讼的特定利害关系。海丰达公司仅以农发行新疆分行及其工作人员为受益者为由即认定其不能客观地陈述案件事实缺乏事实根据。
　　由于二审法院补充查明了与本案争议有关的事实，与《情况说明》以及证人欧某所陈述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并非仅以前述书证及证人证言之孤证认定本案事实，故二审法院将《情况说明》以及证人欧某的证言作为定案依据之一符合法律规定。